上上通 什么是“电影院精神”?

《电影院精神》王小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

王小鲁的《电影院精神》一书由“电影完熟时代”“电影院精神”“记忆赛博格”“影像地方志”“高原剧场”及“之间或相遇”六个部分构成。书的开篇引用了吉姆·贾木许电影《鬼狗杀手》里的一句话——“时代精神乃人力无可挽回之物”，它出自山本常朝的《叶隐闻书》。其原意是说，如若“想把当代恢复到百年前的良好风俗，是不可能的，在哪个时代就做好哪个时代的事，这才是最重要的”。基于此，评论家王小鲁站在算法与信息茧房的当下时代，从他非常个人化和朴实的角度，思考了什么是“电影院精神”，以及作者电影、人文精神于当下时代的意义。

黑暗里的精神自由

“电影院精神”是很少论及的一个概念。王小鲁在《电影院精神》中阐释，其核心在于人类除遵循游戏的“快乐原则”之外，还追求精神上的自由。这是因为电影院独特的光学原理与隔离感，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极具沉浸体验的专属空间氛围。在黑暗的光线中，人们“释放欲望，也表露着意识最深处的不安和忧虑”，使得日常谨小慎微的“‘假我’变成‘真我’，电影院的银幕是内心世界的投影，虽然大家大多时候是沉默的，但看电影仍然具有思想聚会的特征”。因此“电影院精神”就“是一种彼此的可见性，一种走出自闭世界的开放性和一种可贵的交流形态，电影院的共同经验对社会是一种整合与凝聚。映后交流带来共识与差异的磨合，这能激发思想的锻炼和认同感。一般而言，电影院能提供自由的选择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联系”。作者还认为，在被大量杂多信息充斥的网络时代，电影院给人们提供了公共话语的空间，使得人们从私人空间步入公共空间，在黑暗中暂时享受人类命运的“共在性”“集体性”与“狂欢性”。因此电影院是“让我们得以‘看见’彼此的重要场所”，而在后人文主义情绪下，“我们更加需要看到和抚慰彼此的内心世界”。

在电影院的黑暗空间中，人们一起进入一种精神性的交流和共振，此空间以黑暗隔绝了日常约定俗成的程式化与刻板的秩序化。人是天性自由的存在：若说动植物是身居城市之人的“第二自然”，那么可不可以说，电影院这一黑暗空间是人们暂时脱离城市化、规范化的“第三自然”？电影院中的黑暗以一种近乎“招魂”的力量，将人内心里最自然、最自由的东西唤醒，引人进入自由的冥想和思考。这就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戏剧精神，电影院那“玄之又玄”的幽暗空间，正召唤着当下人的主体意识，将个体从海量信息与手机亮屏的泥沼中拉出。其所谓的“电影院精神”，恰使人暂时地栖居在诗意的大地之上。

作者电影的意义

王小鲁认为“电影完熟时代”不仅仅指人们已经看了够多的电影，熟悉电影史、电影典故和文本交互等内容，它还指技术和媒体的发展，让席卷每个人生活的“自我影像化运动”，重新构建了人们的生活组织形式和感知模式。而在全民进入影像狂欢的当下，同质化影像创作亦加速了审美疲劳，阻滞了生命本身的创造力和激情，因而新质影像的建构成为新的发展方向。

中国当下的城市电影具有较强的吸引力，而新乡村电影的叙事创作在21世纪之后也逐渐发展为潮流。这类影片可能制作不够优良，却较为真实、多元地呈现了当下农村的状况，如讲述村民破案的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（徐磊，2019）、呈现女性命运悲剧的《妈妈和七天的时间》（李冬梅，2024）、展现农村儿童生活的《第一次的别离》（王丽娜，2018），以及描绘归乡人无法融入故乡的《歌声总是慢半拍》（董性以，2020）等。除了故事片，带有自拍特质的纪录片也对乡土中国展开当代演绎，成为中国影像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在这些乡村电影中，李睿珺前期的创作颇具陌生化表达效果，其乡土气息的农村电影与商业电影不同，是喧嚣的电影产业里的一股清流。王小鲁带着宽厚的情感与这些创作者和鸣，称李睿珺为“关注乡土的导演”，称万玛才旦为“高原剧场的拉幕人”。

《电影院精神》认为，“电影不仅仅提供固定的空间影像，还提供视角，提供一种移动和变换，所以我们对于空间中的关系，就体验得更为真切。”徐冰通过剪辑不同空间中的监控录像，制作了艺术电影《蜻蜓之眼》，为作者电影开辟了先锋、前卫的影像实验新视角。他在阐释这部作品时说，它的“每一帧影像都是一个字”。他既以影像符号类比仓颉创造的文字符号，又将视听艺术以敞显性铺张开来，超越文字符号无法达到的“静默之处”。

王小鲁认为，当下作者电影的观看主体是热爱艺术的观众，“他们经由电影为中介而汇聚和交流，他们对影片的认同或否定，或者嗜好电影的形式趣味，或将电影作为时代症候加以批判，建构了一种新的批评和思想场域”。创作者与观众在互动中，都非常主动且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也正因此，“电影院精神”被赋予了艺术修行的特质。

电影院中的人文思考

除了娱乐功能，王小鲁认为，电影院还提供了“新秩序的窗口”。杨澜曾在访谈里问徐冰：AI都比艺术家们画得好，那艺术家以后还能干什么？徐冰的回答很深刻：“艺术这事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它善于表达说不清楚的事情，这是艺术特殊的地方。这个时代说不清的事太多，所以特别需要艺术。”处于AI强大算法的当下，艺术的价值显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。因为算法是精于计算确定性的东西，比如当下很多人的日常习惯都被大数据精准捕捉，平台根据其喜好持续推送同质化信息，使人陷入认知的单一茧房。人们也愈发在这种确定性中不断被对象化，变得趋同，渐渐丧失了独有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。

而当身处电影院中，这片被黑暗包裹的空间隔绝了日常的纷扰，让观众与其他人一起进入一种非语言的精神交流和共振。现代人在黑暗中，会借着所看的电影重新整理思绪，与影片中的角色一同体验如何突破自我局限。此空间其名曰“黑”，不停地敞显和绽放，使人在黑暗中停下来思考。至此，“电影院精神”与老子的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的“黑”相遇，我们亦可把这个黑匣子称为“黑暗的呼唤”，呼唤澄明之境，呼唤“幽幽的光芒”。

《电影院精神》还指出“思想力的脆弱是目前纪录片和电影创作的主要问题”。在电影和电影院再次面临新的挑战之时，重新思考“电影院精神”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就像戴锦华教授所说的“保卫电影院就是保卫社会”。“电影院是放映电影的公共场所，电影是公共性极强的事物，经由对它的言说和文化行动，能够保证观念传播和社会交往的效率，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，能将我们迅速置于同在感中。只要电影院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商业运转，人们就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思维的活跃和精神的联络，无论其他参照物处于何等发展程度。”电影院中，观众独自直面眼前的影像，在影像中重建思想的深度与力度。观看者以清醒的自觉穿透影像表象，既能进入幽暗的共鸣空间，又能在寂静中听见内心的声音，在黑暗中看见未被照亮的真相。至此，观看电影就成为精神觉醒的一种方式，电影亦超越了仅仅是娱乐消费品的宿命，而成为照亮时代暗角的思想火炬。黑暗中银幕亮起，个体进入与世界的互动中，思想绵延。（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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